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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故都遇故知（第4页）

时朝廷初徙洛邑，百废待举，资用未充，故无暇营构华寺。

及后世子孙，竞相兴造，穷极奢丽，梵刹相望，皆胜报德远矣。”

他们仨在报德寺已经转了一圈，见已经没啥好看的了，杨衒之提议说：“二君可有意移步国子学堂乎？”

胡孝世和白曜都表示赞同提议。

国子学堂紧邻报德寺，在开阳门御道东。

国子学堂是东汉朝廷设立的教育机构的旧址，主要用于教授儒家经典，如《春秋》《尚书》等。

他们仨移步到国子学堂，迈进学堂，见到的也是一片残破景象。

在杨衒之的印象中，国子学堂前有用三种字体刻成的石经十八碑，正反两面都刻有文字，刻写的是《春秋》《尚书》这两部经，用了篆体、科斗文、隶体三种字体来刻字，是东汉右中郎将蔡邕书写的笔迹。

石经是东汉时期所立，当时共立下二十五碑。

到北魏时，还留存十八块碑，其余的都已残毁，但现在啥都没有留下了。

另外还有石碑四十八块，正反两面都用隶书刻写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公羊》《礼记》这四部经书。

还有一块《赞学碑》，都在国子学堂前面。

此外，还有六块石碑刻着曹魏文帝曹丕所写的《典论》，到太和十七年（493年）尚存四块碑。

这附近还有辟雍（周天子所设的大学）和太学（国家最高学府）。

孝文帝重视文化教育，就将这片区域题名为“劝学里”

。

到了武定四年（546年），使持节、尚书令、大行台、渤海王高澄把石经都搬迁到邺城去了，此地不再留有任何石经。

白曜拱手问道：“胡公、杨公，某鄙陋，不识石经之用，敢问此乃佛经耶？”

胡孝世正色答道：“非佛经也，此乃儒家经典，圣贤之书。

读书人若想在朝廷当官，必研习石经所刻之文章。

朝廷取士，必考其文。”

白曜挠了挠皮弁：“这般石头刻字，比咱们贺兰山岩画还费事，汉家夫子何不书诸羊革？”

胡孝世捻须笑道：“小郎有所不知，昔年蔡中郎奏请刊石，正是为定经义、息讼端，防止私篡经义。

昔董卓焚洛阳，惟此石经与太学门阙岿然独存。”

胡孝世抚碑沉吟：“石虽不能言，但最可信。

纵兵燹毁城，终不灭圣贤之道。”

接着，杨衒之便向白曜做了一番详细的解释：儒家经书流传，一直以来都靠手抄。

最早是抄在竹简或木简上，叫简册，讲究一点儿的，抄在缣帛上，叫帛书。

东汉造纸术发明之后，因为纸张更为轻便，抄书就逐渐改用纸张了。

但由于辗转传抄，经书难免会抄错，不但错字、漏字、串行、脱句都难以避免，就是整章整段地颠倒也是有可能的，所以读书人所用的经文，往往文字不一。

而朝廷考试，只能以官府官定的经文为准，所以往往发生文字的争端。

为此，不仅博士之间互相攻讦，甚至还发生过考生贿赂主管政府藏书的官员，企图偷改藏书的经文以符合个人私藏本的丑闻。

本来，到东汉后期，太学的学风已经日益败坏。

汉安帝时期的太学里，博士倚席不讲，学徒相视怠散。

学舍颓敝，沦为菜园。

放牧的人在校舍里放牧，打柴的人在校舍里打柴。

到汉顺帝时，虽然修复了许多校舍，但学风还是每况愈下。

到了汉灵帝熹平四年，灵帝下决心把标准的经文刻在石碑上，立在太学里，作为朝廷法定教材向全国公布，意在统一全国的经文，以杜绝私弊。

所以石经一刊布，马上受到读书人的欢迎。

每天前来观看或抄写经书的人所乘的车有千余辆，填塞街陌。